仁宗皇佑元年(一○四九)定居洛阳,以教授生徒为生。嘉佑七年(一○六二),西京留守王拱辰就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琦宅故基建屋三十间,为雍新居,名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仁宗嘉佑及神宗熙宁初,曾两度被荐举,均称疾不赴。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程颐、程颢、张载等退居洛阳时,恒相从游。熙宁十年卒,年六十七。哲宗元佑中赐谥康节。有《伊川击壤集》二十卷。《宋史》卷四二七有传。
邵雍诗,以张蓉镜、邵渊耀跋明初刻《伊川击壤集》为底本。校以一九七五年江西星子县宋墓出土之《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九卷(简称宋本)、蔡弼重编《重刊邵尧夫击壤集》六卷(简称蔡本),及元刻本(简称元本)、明隆庆元年黄吉甫刻本(简称黄本)、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底本编末之集外诗与新辑得之集外诗合编为第二十一卷。著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等。
值得说明的是,邵子之学虽有渊源,但更多的是自己的体悟。《宋史.邵雍传》对此论述得极为清楚:邵雍“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司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邵雍对于易学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的贡献不是承传道家思想或重复前人的思想,而是以数为框架建立起庞大的思想体系,即所谓“自得者”。
邵氏易学的价值不在于对传统象数易学的继承,而在于继承传统象易学基础上对易学所进行的精心的改造和创新。恰恰是这些不符合《易》之本文或与传统易学相违背的观点和思想表现出勃勃的生命力,推动易学不断地发展和臻于完善。如清儒全祖望所言:“康节之学,别为一家。或谓《皇极经世》只是京、焦末流,然康节之可以列圣门者,正不在此,亦犹温公之造九分者,不在《潜虚》也。”(《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也正因为如此,邵氏之学虽然遭到了种种攻击,而传者不绝于世。“南渡之后,如林栗、袁枢之徒,攻邵者尤众,虽象山陆氏亦以为先天图非圣人作《易》本指,独朱子与蔡氏阐发表章,而邵学始显明于世,五百年来,虽复有为异论者而不能夺也。”(李光地《周易折中》卷十九)同时,邵子之后出现了许多研究著作,其子邵伯温撰《皇极系述》、《观物内篇解》,张元定撰《经世指要》,朱元升撰《邵易略例》,无俞琰撰《易外别传》,明黄畿撰《皇极经世传》,余本撰《皇极经世释义》,清王植撰《皇极经世直解》等,对邵子之学加以诠释和阐发,使邵子之学成为专门之学,治此学者成为学蚧一个重要学派。清儒黄宗撰《宋元学案》专立“百源学案”,以述其思想渊流。另外,邵子的思想对义理之学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如二程是宋代理学代表人物,而其思想形成从某种程度上也接受了邵子思想。对于这一点,朱熹早有察觉。他说:“程、邵之学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节者至矣。盖信其道而不惑,不杂异端,班如温公、横渠之间。”(《宋元学案.百源学案》)这是说,二程之所以能以易学而与司马光、张载齐名于当时,并对后世发生影响,与他推崇邵氏,“信其道”有关,足见邵氏易学影响之深之远。